4.12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
【论语译注】4.12子曰：“放⑴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，会招致很多的怨恨。”【注释】⑴放——旧读上声，音仿，fǎng，依据。
【论语正义】4.12 子曰：“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”孔曰：“放，依也。每事依利而行。取怨之道。”○正義曰：此在位好利者箴也。利者，財貨也。怨者，《說文》云：“恚也。”《荀子 大略篇》：“故義勝利者爲治世，利克義者爲亂世。上重義則義克利，上重利則利克義。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喪，十不言通貨財。有國之群不息牛羊，錯質之臣不息雞豚，冡卿不修幣，大夫不爲場圓。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，東爲分施而恥積臧。然故民不困財，貧寒者有所竄其手。”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，不與民爭利也。若在上者放利而行，利壅於上，民困於下，所謂“長國家而務財用”，必使“菑害並至”，故民多怨之也。《周語》：“芮良夫曰：‘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載也，而或專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，皆將取焉，胡可專也？所怒甚多，而不備大難。’”
○注：“放，依也。”○正義曰：鄭注《天官食醫》、《儀禮 少牢饋食》有此訓。《漢書》公孫質等《傳贊》引桓寬《鹽鐵論》曰：“桑大夫不師古，始放於末利。”師古注：“放，從也。”謂從心於利也。一說放，依也。案：放縱義亦通。
【论语集注】4.12 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放，上聲。孔氏曰：「放，依也。多怨，謂多取怨。」○程子曰：「欲利於己，必害於人，故多怨。」
【论语注疏】 4.12 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孔曰：「放，依也。每事依利而行。」多怨。」孔曰：「取怨之道。」【疏】「子曰：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」。○正義曰：此章惡利也。放，依也。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，則是取怨之道也，故多為人所怨恨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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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2 子曰^ 放於利而行 多怨
刘悦笛：各位同道 早上好！
今天导读里仁章第十二篇：子曰 放於利而行 ，多怨。这一破案稍为简单，疑义不多，可以被视为对上一篇的逻辑发展。怀惠的小人，其实就是重利，所谓小人喻于利也。
如果“放于利而行” 恐怕难为君子，也必会遭致怨恨，此乃本章大意 。在这个意义上 程子的解说比较实在。程子曰：「欲利於己，必害於人，故多怨。」这就关系到群己关系了，利就是利己，但利己却会害人，这才是怨恨产生的根源 。所以不仅要成己，也要成人也！本章唯一难点在于"放"字！一般而言，放解释为依，也解释为从，都是被动接受的意思。師古注：“放，從也。”謂從心於利也。一說放，依也。案：放縱義亦通。但从古注上看 更多诠释为从也。
譬如 “放，依也。每事依利而行。取怨之道。”再如 放，依也。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，則是取怨之道也，故多為人所怨恨也。取怨之道绝非君子之道，那是被动地依利而行，从利而做的结果 。总之， 本章意味显明，可以结合前面诸章加以理解吧 ！欢迎各位同道对加讨论
今天各位可以结合前面的君子与小人之辩进行讨论 。记得昨天还是前天，有同道说：不怕君子怀利，就怕小人怀德，大概是这么说的吧。大家可以讨论君子可能怀利否？起码小人怀德那就不算小人了吧， 起码在脱离小人之状态了吧。
这算我提给大家讨论的问题吧。 关键是如何看待利，起码也有大利与小利之分，比如利国利民与个人私利之别，还有精神之利与物质之利之异 。
我们今天讲读的这一章所说的就是利的问题，从正面来讲 就是“恶利”的问题，前面里仁第九章也讲既然士志于道就不能“耻恶衣恶食”也！君子不能为物质之利所锢也。
崔聖之：如果是一个全德君子，是不应该怀利的，或者会取之有道；小人怀德是可能的，但一定和他的身份相符，超越小人身份的德，似乎没有，所谓就怕小人怀德，此时的德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，是脱离了内在修养的表演。
刘悦笛：大家来多多讨论吧，君子如何言利？程子说得更好：志于道而心奴乎外，何足与议否？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孟子對曰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
江宏澤：從前讀這段的時候我也疑惑，梁惠王問的是國之利，為啥孟子還要否定他。
孙福万：（1）《朱注》：“孔氏曰：‘放，依也。多怨，谓多取怨。’程子曰：‘欲利于己，必害于人，故多怨。’”
（2）《黄氏后案》：“《说文》‘放’本训‘逐’。驱逐、追逐皆为‘放’，放利即逐利也。多怨，谓人恶其专利也。”
孙福万：【论语易解】孔子虽然也承认个人利益，也同意“干禄”，但对于“逐利”行为当然是反对的。此章之主旨，是讲逐利的后果将会招致他人的怨恨，那显然已经违背仁之本心了。12．2 仲弓问仁，孔子曾有“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”之说，因为逐利而招致他人的怨恨，肯定是背德的行为。《周易·乾文言》云：“利者，义之和也。”陈梦雷解释说：“不于利上求利，义之和处便是利。”（《周易浅述》）“放于利”即是“于利上求利”也，大悖于“义之和”，这样的“利”肯定是害人害己的，故招致怨恨是必然的。
刘悦笛：孙老师可以继续易解论语 。
江宏澤：後來覺得若國君帶頭言利，則將導民陷於功利主義，不知這樣理解可否？請各位老師指教。
孙福万：@刘悦笛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是《周易》对义利关系的精彩描述～
马震宇：君子怀的利不是私利，小人怀的德不是公德。
江宏澤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當如何理解？
马震宇：爱财有道，取财有道 。
崔聖之：此时的道应该是大道之理，亦礼也。
马振宇：用“爱”字 要“取”字本身就合道，爱而不奢靡 骄纵 取而不抢夺搜括。
江宏澤：也就是說就算追求一己之利，只要無礙於道，不害於人，也是無可厚非的？
江宏澤：像子貢貨殖
崔聖之：孔子好像没有批评过子贡
江宏澤：利己利他平衡
马震宇：子贡做贸易是互通有无，没有强取豪夺。不满意的态度有多强烈呢？没有逐出师门。
马震宇：是不是不满意子贡大才小用 ？@江宏澤（志願者） 而非搞贸易本身。孔子时代 贵族是不搞货殖的，“小人”才做商人。春秋左传中有不少事例。
江宏澤：@馬震宇（北京）是的
江宏澤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去搞貨殖，那在道的用心上可能就少了，所以孔子更讚許顏淵。
刘国庆：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晰明白：以利益为行动目标，会带来很多仇恨。
问题在于，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第一种看法认为，利己必损人，损人必多怨。程子曰：“欲利于己，必害于人，故多怨”朱子语类：“凡事只认自己有便宜处做，便不恤他人，所以多怨。”王夫之《四书训義》：放于利者，预拟一利以为准，因是而或行或止，必期便于己而有获者，乃为之曲折以求其必遂，则己之益人之损，己之得人之失，虽假为之名，巧为之术，人既身受其伤，未能有淡然相忘者焉。激之而气不可抑，相制相挟而机不可测，则无所往而不得怨焉。
第二种看法，是认为政府或者官员，不能与民争利。《荀子 大略》“故义胜利者为治世，利克义者为乱世。上重义则义克利，上重利则利克义。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失，士不通货财，有国之君不息牛羊，错质之臣不息鸡豚，冢卿不修币，大夫不为场圃，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，乐分施而耻积藏，然故民不困财，贫寠者有所窜其手。”
这两种不同的理解，首先是主体的不同。第二种理解明确地把主体限定为政府或从政者，第一种理解并未限定主体。或者说，与孔子一样，没有对主体做出限定来。后人解经，自然也会按照孔子的思路来考虑问题，程子甚至说出“欲利于己，必害于人”这样的话来。
程树德先生曾在清末时留学日本学习法律，曾著《国际私法》、《九朝律考》、《中国法制史》，按说应是学贯中西，古今皆通。但在其煌煌巨著《论语集释》本章按语说：“利己是世人通病，李氏所言最足发人深省”。但程子的看法，和孔子并不相同。孔子把仁解说为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立、达都是不同类型的“利”，可见孔子认为利己欲利人是可以兼得的，而且那本身就是应该去追求的。就孔子自己，也不反对追求自己的利益。
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则从吾所好。”
可见，孔子不仅仅承认每个人都希望富贵，而且并不反对追求富贵。富贵不是利益又是什么？孔子仅仅是反对“不以道得之”。所谓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是孔子的看法。孔子甚至研究人如何会追求仁。“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”就是孔子思考的结果。《礼记·表记》中说：“子曰：「仁有三，与仁同功而异情。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;与仁同过，然后其仁可知也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”
甚至要以法律的方式使“畏罪者”勉于为仁。或者说，《礼记·表记》作者明确地认识到，在恰当的法律制度下，能够实现利人利己的社会效果。这样，我们就有两种“利”，一种是“立己达己”之“利”，一种是带来“多怨”的“利”。这两种利的差异，不在于其目的，而在于其实现手段对他人带来的结果。卖炭翁烧炭，买了粮食回家和强盗抢粮食回家，虽然得到的都是粮食，但一者利于人，一者损于人。
不论卖炭翁是本着要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仁心，还是因为要烧炭致富，只要他遵守市场规则，那么，他自己的利益就是和他人利益一致的。只要遵守规则，“放于利而行”不仅不会“多怨”，而且正是行仁的手段，也带来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，“天下归仁”的效果。
元代大儒许衡主张“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”。原因是“苟生理不足，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。”并进一步指出天下之所以有那么多旁求妄进之人、作官嗜利之徒，皆是生理不足的表现。虽然从逻辑上看，生理不足与旁求妄进、作官嗜利并没有必然联系，但是根据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，我们可以想见那些旁求妄进、作官嗜利者的初始诱因往往就是生理不足。认同了这种现象，我们就必须为生理的重要性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在此前提下，鲁斋理所当然地将治生称为“先务”。把治生作为为学的先决条件。
实际上，许衡也没有对追求财富的意义说到位。记得建国的时候，黄炎培问毛泽东如何打破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一治一乱的治乱循环，乱的时候生灵涂炭，人口大减，社会财富荡然一空，甚至人吃人的现象亦屡屡出现，毛泽东自信的回答说共产党找到了办法，那就是实行共产主义。在我看来，毛泽东的看法还没有到根本上，所以后来才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实现人民公社，大炼钢铁，搞路线斗争，以至出现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饿死几千万人。原因只有一个：没有发现财富的积累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，必须建立鼓励积累，保护财富积累的制度。这个伟大的发现，是亚当斯密对全人类的最伟大贡献。
斯密认为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幸福，财富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，也是幸福的基础，但财富本身并不等于幸福。对个人来说，幸福是一种感觉，斯密认为幸福来自“心灵的平静”，而不是财富。“金钱买不到内心平静”，当然也买不到幸福。但对一个社会而言，如果没有财富的积累和增加，社会福利或所有人的幸福也就会受到限制，因而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，虽然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。
斯密认为人性即因为有利己德一面，又有利他的一面。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，由此出发来建立自然秩序，这就是《国富论》中论述的由价格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引导的市场经济秩序。斯密相信，价格可以把利己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。
在《国富论》里，斯密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财富。分工和交易出自人的利己心，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指引之下，利己行为得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。这正是斯密赞扬市场经济的出发点。
作为人性论者，斯密是承认人的利己本性的，他也主张“对每个人而言，只要他不触犯法律，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。”但斯密强调“自利”并不等于自私，更不等于贪婪，自利或利己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，而自私或贪婪会因把他人当做追求私利的手段而把社会带入“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”。斯密肯定了人从利己出发行事的在交换秩序下的价值，他有一段广为引用的名言是“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，不是出自屠户、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，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。”只要坚持市场秩序，即自愿的交换，利己与利人，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就是完全一致的。市场经济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，是共同繁荣和幸福的基础。
但斯密的市场秩序，需要政府的保护，这就是《表记》中“强仁”的作用，也是荀子、孟子共同要求政府和官员“言义不言利”的“义利之辨”的价值。政府维护市场秩序，个人在遵守秩序的前提下，为己、为人、为社会努力创新，积累更大的财富，包括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，才是志仁之道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荀子对孔子精神的继承是我们应该继续的，程子的理解是该澄清的。保护市场秩序但不与民争利，才是政府应该做的。
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讨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
注：本文所有内容均来自“论语汇”，在此感谢论语汇理事崔茂新教授，和本周导读老师：干春松教授，刘悦笛教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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